前言
中华武术犹如千姿百态的英雄画廊、万种风情的历史长卷,见证的是华夏史程,负载的是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。以技击为内核、以强健体魄为要旨的技艺是其外在的显性形式,以国为家、道德至上的行为理念则是其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。伴随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,武术早已演变成了风格独特的文化系统,成了国人用以教育后代的图腾。武术从萌芽的防身自卫,至服务于军事格斗,到现代文明的强体修身,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优秀的传统理念,保持着强身修身的育人道统。
忠、勇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修身信条是中华文化的精髓,也是武术文化思想的具体标志。
在当今世界,世人对中华武术的感性认识可谓耳熟能详,但对于武术的理性内涵,尤其是对武术的文化精神则关注不足。本研究以古今武术人物、事件为载体,梳理中华武术文化的传统内涵,阐释其内在意蕴的现代价值,展现武术精神魅力,感召国人对武术文化理念的认知,使武术在中华民族复兴、
提高国民素质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,绽放异彩,谱写出振奋民族精神的新篇章。
2主要内容
2.1忠心报国
精忠报国是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,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至高表现,是衡量一个人思想道义的重要标志。
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、团结、进步,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危难的紧急关头,华夏儿女中总有众多“仁人志士挺身而出,挽狂澜于既倒,撑大厦于将倾,他们成了中华民族的骄傲,也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。”[6]从历史上看,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顾炎武的“国2.1.1民族英雄———岳飞
宋将岳飞可谓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,其精忠报国的事迹感动着世代子孙。据《宋史》所载:“岳飞,字鹏飞。相州汤阴人,世力农———少负气节,沉厚寡言。家贫力学,尤好左氏春秋、孙武兵法,生有神力,未冠。挽弓三百斤,弩八石,学射于周同,尽其术,能左右射。”[13]出生于农夫世家的岳飞,目睹了金兵践踏中原、百姓生灵涂炭的境况,激发了他习武卫国,救民于苦难水火的雄心壮志。宣和四年(1122年),岳飞背负着母亲的殷切希望参加了抗金战争[13]。历经20年浴血奋战,战功赫赫,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干。亲手缔造的一支英勇善战、纪律严明、民众欢迎的岳家军,成了抗金的主力,胜利的希望。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,就是当时金兵对岳家军无奈的哀叹。岳飞曾写有著名诗词《满江红》:“怒发冲冠,凭阑处,潇潇雨歇。抬望眼,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。驾长车踏破,贺兰山缺。……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”,字里行间,释放着岳飞气壮山河、忠心报国的豪迈气概。由于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加害,致使岳飞光复大业“十年之力,废于一旦”[13]。岳飞事件20年后,金兵撕毁议和条约,随之举兵南下,中原大地再遭铁蹄践踏。面对危如累卵的败落局面,宋孝宗迫于百姓呼声和形势所需,特为岳飞一案昭雪。乾道六年(1170年),在鄂州为岳飞构筑“忠烈庙”,后又称“武穆王”,并追封“鄂王”。自此,岳飞成为民族英雄载入史册。岳飞之死,也唤醒后人心中一种隐伤,这就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一向视德教为先,礼仪至上,教化内容中很少看到对武勇的赞扬与支持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对“勇”虽有八处提及,但他对于勇的态度也只不过是把勇敢看作是一种无所畏惧的表现,强调礼义前提下的勇敢,提倡的是一种舍生取义,杀身成仁之勇。这样,历史上便产生许多为民族、为国家献身的英雄同时,也上演不少过于忠于“礼义”的时俊豪杰蒙受奇冤的悲剧。
这不能不说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背后还需要有阳刚与正义的平衡,岳飞事件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与肯定。
2.1.2少林武僧———“唯求出家,行道报国”
少林武僧的爱国行为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是武术英雄的缩影与象征。
隋朝末年,昏庸腐化的国君杨广,把一个正处于崛起的国家引向大乱,导致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反隋浪潮。少林武僧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,直接参与了反隋战争。公元620年,当李世民率军与隋朝大将王世充激战的关键时刻,少林武僧毅然帮助唐军,活捉王世充侄子王仁则,送至唐营。这一行动,鼓舞了唐军的士气,削弱了王世充军队的斗志,加速了王世充军队整体的溃败,为唐王朝统一天下立了大功。为感谢少林武僧的功绩,李世民登基以后,“嘉其义烈,频降玺书宣慰”,可众僧“不愿官爵,唯求出家,行道报国”①。这段历史,体现了少林寺武僧修禅习武的真正动机,这就是“唯求出家,行道报国”的高尚情操。在他们眼里,出家是为了修行,而修行是为了国家。这种情结与境界,成了日后少林寺“昼习经曲,夜练武略”的独特宗风②。
明代的少林寺更是武勇冠天下。明代中期,我国沿海地带不断受到倭寇的疯狂袭扰,少林武僧没有把寺院当做逃避风险的世外桃源,而是心思社稷,临患不忘国,修身不忘民,先后多次组织武僧奔赴前线,同恶魔交锋。战场上的少林武僧,每逢剿倭战事,均为战斗先锋。他们所持的武器是长七尺、重数十斤铁棒,挥棒如竹节,“杀倭甚众”[4]。
少林武僧赴江、浙一带抗倭的事迹在明代典籍中多有记载,如今少林寺内还存有相关碑记。如明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七月所立碑中写道:“嘉靖间,本寺武僧,屡经调遣,奋勇杀贼,多著死功。”同年十月,又一通碑中写道:“本寺武僧,强兵护国。”一心为国的少林僧,在抗倭战争中奋力拼争,杀敌无数,最终全都血尽疆场,相继献身。这种爱国壮举,是武术精神的写照。少林武僧们的爱国不是偶然的惟其能而行之,而是中华文化培育了他们的修身取向和报行为。“身在佛门思报国,心中无我却救人”③。“奋铁棍发神威横扫倭寇,壮山河贯长虹名扬千秋”④。报国之心促使少林武术同军事战争紧密地结合,不断发展,终成一派。
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,禅宗的重要特点在于修身悟道,少林武僧把民族优秀文化精髓纳入自己的修身行为中,修身、爱国、平天下的兼收并蓄是少林寺区别于其他寺院的可贵之处,也是少林寺兴旺发达的强力动因。少林寺拳禅一体的文化传统是少林寺经久不衰的基石。面对今日社会,无论经济利益的诱惑力多么迷人心窍,我们都需保持清醒心灵,把少林武术的精神延传下来,借助文化大发展这一良好机遇,切实把少林寺成为洗涤世人心灵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神圣殿堂,以此使成千上万的游客怀仰慕情前来,得见性成佛心而归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程,武术在其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古时候,冷兵器技术加上勇气与力量就有可能成为英雄,可随着历史的变迁,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,智慧与科技日渐取代了技击、力量在勇敢中的地位。武术的强身健心作用成了时代的新宠。武术领域之人,自古令世人刮目相看,被视为具有光荣传统作风、肩负有民族文化的不凡群体。时代在演进,环境在变化,面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种种挑战,武术文化的捍卫与推广更显可贵。以武术为载体,践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使武术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手段,这已是当代武术人的光荣使命。爱国之举处处可见,国家大事、平凡小事均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品质。国之所需、我之所行是爱国,善小而为之,恶小而不为,同样是苍苍正道,爱国善举。
①少林寺.皇唐嵩岳少林寺碑.
②少林寺.西善堂碑.
③少林寺.锤谱堂对联.
④少林寺.客堂对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