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十多年前,太极宗师吴公仪大战白鹤拳掌门陈克夫,激发梁羽生灵感,催生现代新武侠小说的盛世。由武侠小说到武侠电影、功夫电影,中国武术风行中国,堪称中国武术的盛世。
六十多年后,自认不入流的搏击运动员徐晓冬大战雷公太极掌门雷雷,几乎使中国传统武术颜面尽扫。自新武侠小说以来,由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等累积而成的中国武术神话碎了,中国武术只是花架子的声音甚嚣尘上。
中国武术究竟怎么了?要回答这个问题,可以通过民国时期的两次武术比赛来解答。
武术“国考”
第一次武术比赛发生在1928年,南京国民政府刚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,即由民国政府直属武术机构中央国术馆举办“全国国术考试”,简称“国考”,目的是“选拔各地名手,提倡和促进武术普及”。从字面就可以看出,所谓比赛更像曾经的武举,“为国抡才”的意味很重。“国考”优胜者也会被授予“国士、侠士、武士”的称号。
1928年10月6日至18日,第一次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举行,来自全国各省市及中央国术馆约400余人参加比赛,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冯玉祥出席开幕式并讲话。考试分为预试和正试,预试由个人表演武术套路——拳脚、短兵(刀、剑)、长兵(棍、枪),相当于今天的武术比赛,以最优、优等、中等、及格评定,及格以上方能参加正试。正试则是实战——散手、摔跤、长短兵、对劈刺,参加者分组对打,相当于今天的散打、搏击,不过门类更丰富。
最终约150人获得正试资格。然而,正式比赛尚在进行,就因宗派门户之见严重,比试规格和安全措施不健全,许多人被打的头破血流、筋骨断折,为了避免负面影响太大而叫停。中央国术馆电告各省政府称,由于此次国考“系属初创、重在提倡考试,结果仅能综合众长,分别等第,如欲照给原定名称,非严格决赛不可”,决定改为“按照最优等、优等、中筹三项给予证书”,最终选拔出最优15名、优等37名,由冯玉祥及中央国术馆长张之江亲赠单刀、银盾。
最优者15人中,不仅有修习传统武术形意拳的朱国福、朱国祯、朱国禄三兄弟,也有马裕甫这样的摔跤冠军。接近实战的摔跤入选最优等,表明尽管实战被叫停,但实战仍被重视。
截止1948年中央国术馆解散,“国考”仅举行了两次。
国术竞技
第二次武术比赛发生于1929年的杭州,全名为“国术游艺大会”,是当时全国各地倡导国术、尚武精神而举行的一系列“游艺大会”之一。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担任大会会长,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任执行主任、裁判长。
比赛吸引了全国12个省4个特别市,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医、军、警、政党、僧侣等各界男女代表345人报名,年纪最大的奉化阮增辉68岁、最小的温州林标仅7岁。最终,125人获得参赛资格。
这次比赛,相比“国考”实战的半途而废,暴露出了中国武术实战中的许多问题。比如中国武术界一向并称的南拳北腿,在南北大战中南拳全面败退,前十名全部为北方人,前三十名仅3名南方,北方人中又以山东、河北人占绝大多数。一方面可能与近代以来山东、河北习武风气浓厚,如河北沧州等地都属武术之乡;另一方面山东、河北人相比南方人体型、体格的优势也不得不说是原因之一。上海永安先施公司总镖头、铁砂掌名家、湖北襄阳人刘高升,一掌足以碎砖,却败于河北沧州曹晏海,很大程度上输在步法迟钝、体力不济,而曹晏海能赢关键在一个快字,以今天的眼光看,曹晏海已经很接近搏击了。
以柔克刚的太极在这次比赛中,同样惨不忍睹,毫无还手之力。取得亚军的朱国禄,虽学的是形意拳,但也离不开他在上海担任拳击陪练时将拳击技法化入武术。当他被一位太极名家裁判质疑“不合国术”时,他的弟弟、位列“国考”最优等的朱国桢不服气,让这位名家上台指教指教,然而这位名家竟然忍住了。
几十年前,中国武术在实战中的弱势就暴露无遗,今天太极被搏击KO,意外吗?
武术精神
中国的功夫电影中,学武之前师傅总会问徒弟为何习武,回答了这一问题,对于今天太极被KO也就释然了。
前述中国国术馆的出现,举行“国考”的原因,目的都是“保国强种”,拜托“东亚病夫”的境况。“其一,我国民气不振,民贫国弱,若欲求强国,当从强健身体入手;其二,国术可以振奋革命军;其三,在战争之中,国术之于白刃战有重要作用……。”
第一次“国考”开幕时,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致词时又勉励参赛选手,“强敌压境、国难严重时期,发扬国术精神,以救危亡。”第二次比赛颁奖礼上,亚军朱国禄也称:“希望中华民族一致努力国术,民众有了强健的身体和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,中国才有希望。”季军章殿卿亦云:“请全国同胞注意国术,锻炼身体一雪东亚病夫之耻。”
在张之江等人看来,习武的目的在于“保国强种”,拥有强健的体魄,以挽救国家、民族,中国才有希望。两次考试的获奖者中,很多本身就是军人或者后来参军,为国家、民族付出了生命。如“国考”最优等马承智曾任冯玉祥大刀队武术教官,张英振曾任黄埔军校国术教官,杨士文曾任国军副团职国术教官,窦来庚曾任山东保安17旅旅长,1942年牺牲于抗日前线,大败铁砂掌的曹晏海1937年调入庐山军官训练团担任教官。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、副馆长李景林同样也曾是军人,张曾代理冯玉祥国民军总司令、陆军上将,李曾任奉系军长、直隶省长。尤其是需要指出的是,张之江来自西北军,西北军抗战又以大刀队闻名,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关系。
在弘扬武术,习武强身保国运动的推动下,1936年德国柏林第11届奥运会上,张之江甚至带领6男3女9名武术队员出席,表演中国武术,展示中国形象。
中国武术首要的目的是强身健体,太平时期退而修身养性,战争年代进而保国卫家。武术所提倡的尚武精神,并不等于好勇斗狠划。霍元甲早年好勇斗狠,中年后以精武武学会提倡国术,锻炼强健体魄。实际上,中国武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、儒家精神关系极大,终极追求都是“和合”,天人合一。
吴公仪、陈克夫的一场大战,同样头破血流,甚至签下生死状——“拳脚无眼,各安天命,若有差池,互不追究”,以至于澳门当局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签发同意比赛的文书。然而,一场头破血流的武术竞技,打出的却是两人的惺惺相惜,中国武术的一个盛世。
经历几十年的盛世,在各种特技、特效的包装下,商业、资本的侵蚀下,武术早已不是原来的武术,曾经的武术大派少林寺俨然成了一家公司,武术成为一种牟利的表演,甚至是一种舞蹈。功利者得其型,却失去了武术之心。
此外,“侠以武犯禁,文以儒乱法”,和平时期重实战的武术也并不为当局所喜,能够大行其道的只能是表演性质的武术。